似是而非的“湖南大車專用行車紀錄器”(組圖)

王浩輝創作的油畫《敕治兩江》(左起:張之洞、李鴻章、左宗棠、曾國藩、劉坤一)王夫之畫像作者:(美)裴士六鏡頭行車紀錄器推薦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1月1日裴士鋒(Steph6鏡頭行車記錄器推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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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浩輝創作的油畫《敕治兩江》(左起:張之洞、李鴻章、左宗棠、曾國藩、劉坤一)王夫之畫像作者:(美)裴士鋒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1月1日

裴士鋒(Stephen R. Platt)教授是這兩年在中國頗為熱門的歷史作者,歲數不算大,正值壯年。2014年,他的近作《天國之秋》被譯為中文,在國內產生瞭極大影響。《天國之秋》的文筆流暢,註重細節,敘事引人入勝,又常引用中國讀者並不熟悉的傳教士的史料,給人耳目一新之感。此書贏得一片贊譽,裴士鋒這個名字也漸為中國讀者所知曉。出版社趁熱打鐵,去年又推出裴士鋒更早的一部專著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》,譯校者的陣容也沒作改變。

讀完此書,卻讓人有幾分遺憾。第一,此書論述跨度太大,范圍太廣,邏輯自然不夠嚴密,削弱瞭說服力。第二,此書為瞭構建分析框架,不得不舍棄瞭大量原本與主題有關的內容;第三,此書秉承史景遷傳統,追求故事性和可讀性,一定程度上舍棄瞭學術嚴謹;第四,此書並無太多新材料、新觀點,對現有學術的貢獻很有限。

湖南學統

於中西學術界有不同意義

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》譯得雖晚,寫得卻更早,基本脫胎於他完成於2004年的博士論文。當年,這本博士論文也曾贏得一個大獎,得到瞭美國史學界的肯定。現在回頭看,這本書可視為《天國之秋》的研究準備。太平天國的很多事情就在湖南區域發生,也與本書重要角色曾國藩、郭嵩燾等有密切聯系。可是《天國之秋》隻要處理一個時間片段的歷史,《湖南人與現代中國》所涉及的歷史跨度卻長達百年,難度要大得多。經驗表明,年輕學者的野心總是更大一些,年紀大瞭會變得膽小。

裴士鋒在序言裡介紹瞭他研究湖南的初衷。當年他在大學畢業之後,就申請來中國遊歷,成為瞭湖南長沙雅禮中學的英文老師。後來他回國,開始在耶魯讀中國歷史的博士課程,自然而然地把湖南作為最主要的研究對象。個人經歷與學術研究往往有著難以言說的聯系。令人想起楊念群教授當年的博士論文《儒學的地域分佈與近代知識群體演變》,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來研究湖南地區知識分子,這顯然也與他的出身背景有關。

中國人一直比較註重地域出身。從最粗略的 “南北之分”,到稍微細一點的巴蜀、吳越、嶺南、湖湘區分,再到更細一點的區域區分,樂此不疲。所有人都習慣用地域來作判斷,對地域敏感。細細探究背後的心理原因,恐怕可以分作許多層。第一層是自然地理和經濟差異,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習慣相差極大,經濟差距也逐漸變得突出;第二層是政治差異,不同地域距離政治中心遠近不同,感受到的政治、社會壓力也不同。第三層是文化傳統與文化交流的差異。

從儒學為代表的傳統學術來看,湖南、四川等地都有自成一脈的學統,近代以來湧現出不少學問大師,並不弱於北京、上海或者嶺南等沿海發達區域,這點毋庸置疑。所以在中國學術體系裡,從不缺少對這些特定區域的研究闡發。西方漢學傳統則有完全不同的學術脈絡,對中國的研究分佈不均。首都與沿海一帶與西方交往最多,留下的西文材料最豐富,西方學者多以此入手,這些地方也就成為西方漢學研究最深入的區域。

上世紀70年代,曾有周錫瑞《改良與革命:辛亥革命在兩湖》等三部涉及湖南的西人所著中國近代史著作出版。這些研究都註重探討中國近代史上重要事件的地緣關系,而非湖南本身。自此之後,西方學界對湖南的研究就不太多見。裴士鋒是史景遷的得意弟子,學術屬於西方漢學一脈,肯定對此體會頗深。他感覺同儕“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”,於是寫出這本書,希望對西方漢學界有一定的糾偏意義。但在中文語境下,這重意義減弱瞭許多。

作為線索的王夫之思想

在湖南學統中難以構成統一的敘事框架

裴士鋒很聰明地找到瞭一條重要線索,就是今天湖南無人不知的王夫之。從近代史來看,好幾代湖南人都讀過王夫之並受其民族主義思想影響,例如鄧顯鶴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燾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楊毓麟、楊度、蔡鍔、黃興、宋教仁、楊昌濟、彭璜一直到毛澤東。《船山遺書》改變瞭無數人。

作為遺民,王夫之這個名字在鴉片戰爭前不要說與顧炎武、黃宗羲相比,就是與孫奇逢、李二曲相比,也隻能算籍籍無名。王夫之有六部著作被收入《四庫全書》,可還有更多的書被禁毀。所以王夫之大部分著作根本沒機會刻印流傳,一直到19世紀40年代。當時湖南人鄧顯鶴與鄒漢勛取得王氏宗族珍藏多年的王夫之遺稿,刻印出版瞭《船山遺書》。

《船山遺書》的大范圍流傳與曾國藩、郭嵩燾、左宗棠等晚清重臣有密不可分的關聯。他們既是早年一同編纂《船山遺書》的同學,又是一同舉兵與太平天國作戰的湘軍將領。以曾國藩為例,他甚至在1862年戰爭白熱化期間,用一個月的晚上讀完瞭王夫之的《讀通鑒論》。曾國藩在攻下安慶後,就在安慶尋找工匠刻版。待到收復南京,他出資在南京刊印瞭《船山遺書》。正是借助曾國藩的影響力,此書才廣為流傳,為大眾瞭解。

曾國藩是湖南人,也熟讀瞭王夫之,但他在剿滅太平天國之後就離開湖南,並沒有對湖南有太多的直接影響。同樣情況也落在郭嵩燾身上。郭嵩燾與曾國藩是嶽麓書院同學,閱讀王夫之可能比曾國藩還早。郭嵩燾後來主要從事洋務,擔任駐英使節,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極為重要。郭嵩燾對湖南有著深刻感情,晚年回到湖南時,卻因為從事洋務的經歷而遭到鄉親的大量羞辱。郭嵩燾熱衷傳播王夫之思想,卻成為瞭攻擊他自身的武器。

所以曾國藩、郭嵩燾等人出身湖南和學習傳播王夫之思想這兩件事很清楚,兩者的關系卻並不明朗。曾國藩與郭嵩燾的事業都並非局限湖南一隅,而是走向各地,走向全世界。他們行為思考的原則裡,既包含瞭王夫之思想,也摻雜瞭其他要素。反過來看,湖南鄉親們羨慕曾國藩、郭嵩燾鎮壓太平天國和出任封疆大吏的事功,卻不看重他們的思想本身。以至於郭嵩燾出使西洋的消息一出,鄉親們便揚言要聚眾搗毀他們傢祖宅。

即使是在湖南知識分子裡,對這些事情的看法也不一致。比如曾國藩的幕僚、湖南人王闓運嘲笑郭嵩燾出洋“以生平之學行,為江海之乘雁,又可惜矣”。裴士鋒做瞭一些研究,發現王闓運雖然很早就熟讀瞭王夫之的著作,但對其並沒有太大的興趣,覺得其人其書隻是一般。王闓運卻是晚清湖南最重要的學者,在成都、長沙各地講學多年,培養出大量弟子,包括楊度以及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、劉光第等。這些人對故鄉、學統的多元看法,以及自身不同的選擇,都使得裴士鋒試圖將其納入統一的敘事框架的努力顯得勉強。

湖南的主體性

在政治史和思想史中可以自給自足嗎?

裴士鋒一再表示並不想將湖南作為中國研究中的個案,而是突出湖南的主體性,就湖南論湖南,突出湖南在湖南人心中的獨特性。所以作者非常強烈地想要提供一套完整邏輯的敘述框架,不論政治史還是思想史,都可以在這個自足的系統裡得到有效闡釋。所以作者必然不得不在多個維度進行削刪。其一就是前面提及的,忽略湖南人在湖南之外進行的事業。無論曾國藩、郭嵩燾,還是稍晚一點的譚嗣同、宋教仁,他們人生的閃光點都發生在湖南之外,且與外部思想、外埠人士有更密切的聯系。這些都未能容納在裴士鋒的框架之中。

其二,在王夫之和《船山遺書》的傳播過程中,大量非湘籍學者起到極大作用。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浙江人章太炎。章太炎是清末民初最積極傳播民族主義思想的活動傢,同時又是教育傢,培育瞭大批弟子。王夫之是章太炎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,已有大量著作討論過這個問題。今日重讀王夫之,也繞不開章太炎的框架。作者顯然知道,卻隻能選擇思想地位次要的湖南籍學者的闡發來立論。而他們即使在湖南本地的影響力,恐怕也未能與章太炎相媲美。

其三,湖南並不完全是湖南人的湖南。查詢一下鴉片戰爭以降擔任過湖廣總督的名單可以發現,二十餘任總督裡,除瞭譚繼洵一任以外,找不到其他湖南人。這些總督裡有滿人有漢人,有江蘇、江西、安徽、直隸人,下級官員的來源更復雜,絕不以湖南為限。這些人對湖南的社會、政治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,但作者因為湖南人的框架所限,即便連張之洞這樣的人物都隻能寥寥數筆加以打發。

從中國人的角度看,我們在談論湖南人的時候,總是容易聯想到湖南人的狠勁、韌勁、堅韌不拔、義無反顧等等。這些刻板印象一定有很強的社會基礎,卻難論是非,畢竟很難被歷史和社會科學所檢驗。裴士鋒教授作為一個美國學者,勇敢地挑戰這個問題,並且給出一整套流暢自然的歷史故事。故事雖好,可靠度實在不高。

梁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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